金融犯罪的实证研究
内容简介
对于金融创新背景下的金融犯罪形势，无论是刑事立法资源的大量投入，刑事司法机关工作机制的专业化设置，还是对金融监管执法权的强调，都体现了对金融领域犯罪状态的重视：只有有效扼制犯罪，才能保障金融资产的安全，维护金融秩序，并确保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。而支撑这些工作的理论基础，是金融犯罪的各种研究中所获得的实证素材与分析结论。因此，只有对各种金融犯罪的概念和概念承袭与变化的原因进行分类整理，才能避免各种论断“以讹传讹”，以致误导实践可能性的发生。与此同时，只有分析新时期金融创新背景下金融违法犯罪的危害性、实施方式等各种变化与*新发展，才能就刑法观、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得出“与时俱进”的正确结论。
毛玲玲 著
毛玲玲，1975年出生，浙江人。北京大学法学博士，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。曾挂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任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。主要研究领域为*国刑法，以及金融证券犯罪、公司犯罪等经济犯罪问题。在《法学》《政治与法律》《上海金融》等法学与金融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，多篇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；出版证券犯罪、金融犯罪、公司犯罪等著作；参编《刑法学专题研究》《*国刑法学》教材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等多项课题。
对于这种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，我国现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明确否定的，例如《民法通则》第58条规定的：“下列民事行为无效……（七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”，而且学理层面也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。但是，如果根据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，判定一个行为是否是犯罪，首先必须认定该行为是否违反“前置法”，然后再确认相关的刑法依据。这种判断模式会产生以下问题：首先，必须寻找所谓的“前置法”，但却因为其他部门法与刑事立法不同步，甚至滞后于刑事立法。例如，从立法时间分析，《刑法》1997年修订，《商业银行法》1995年制定，而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则在2005年伴随新的金融产品与金融交易方式的出现后修订或重新制定，在时间的先后过程中，难免有些行为的“前置法”根本无法找到。而个案刑事判断找寻形式上的“前置法”的过程，会造成司法过程中相关机构的“推诿”和执法资源的浪费。其次，即使在存在“前置法”的情况下，如果行为人通过某种手段，“巧妙”地规避了“前置法”，而指控中又无法在形式上证明行为人实施了避法行为，或者找不到明确的给予法律否定评价的依据，那么即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再严重、再明显，也不能认为该行为是犯罪。这种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势必会放纵犯罪。因此，犯罪的“二次性违法理论”这种理论，依现行的理解模式。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为逃避法律规定，“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”的行为提供了一层“保护”屏障，使得我们增加了司法成本，而且可能造成“合法”地放纵犯罪的可怕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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